来源：求知苑
作者：施燕华口述丨谭璐整理
邓小平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
施燕华1939年12月出生于上海，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，毕业以后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。1975年她从联合国回到国内，这时中国的外事活动多了起来，在1975年到1985年的10年间，她更多地担负起为国家领导人做口译的任务。
我给邓小平做翻译比较多，那些年邓小平与外国政要的会见大部分都是我做翻译，包括接见美国总统福特、里根等。他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，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，他脑子里都有。
按惯例，中央首长会见外国客人前，接待单位和外交部要汇报一下客人的情况及可能涉及的问题。邓小平听汇报很简单的，见外宾以前会提前来，也就提前一刻钟什么的。坐在那儿，他就问：“有什么情况啊？”这是问这些外宾这几天有什么情况，我们外交部的同志说：是不是要向您汇报一下？他说：简报我已经看了，还有没有什么新的？如果没有最新的情况，他说：“那就不要说了。”然后他就不动了，坐在那儿，考虑他自己的，屋里安安静静的。有的时候他抽抽烟。等时间到了，外交部的同志说：小平同志，是不是要请外宾来啦？他说：请吧。
每次给他做翻译，他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、说法。我记忆最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的那次，讲到台湾问题，他提出来：“国共有过两次合作，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次合作？”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提法，我当时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，觉得这个很重要啊，一定要翻好。还有一次，他也是在同美国谈起台湾问题时，他说，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，连国号都能谈。他经常都是这样提出新的想法，是他早就有所考虑了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有战略眼光。
法拉奇事后写了封感谢信给邓小平
在为邓小平做翻译那个时期，对施燕华而言挑战性最大的一次应属1980年为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担任翻译。法拉奇的那次采访，问答的主要内容后来被收入到《邓小平文选》中。
施燕华说，法拉奇的问题很尖锐，再加上话题都是当时国内、国外比较关注的，所以她所受的精神压力很大。
1980年，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，右二为施燕华。
正式开始提问，法拉奇一上来就说毛泽东，她说以前她到中国，到处都挂着毛主席像，这次她从饭店到人民大会堂这里，就只看到一幅。她问：“以后你们还会在天安门保留毛主席像吗？”我觉得来者不善。法拉奇连续发问：“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‘四人帮’，但我听说中国人说‘四人帮’时，伸出的是五个手指！”又问，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。
我当时感到这次采访很敏感，我感觉邓小平好像是有所准备似的，听她问了这些问题邓小平很愿意回答，侃侃而谈，好像很愿意通过她让外面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。
开始翻译的时候我是有些嘀咕，而且我们领导也说，要是她有些问题问得太出格的话，让我翻译时措辞上稍微给缓一缓。后来我发现用不着，因为邓小平也挺喜欢这种针锋相对、单刀直入的提问，两人的交流，气氛还是很好的。我觉得没问题，就大胆地忠实翻译。谈到12点多时，邓小平提出还可以再谈一次，约她再谈，她高兴得不得了，就这么蹦了起来。
第二次谈话还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。后来法拉奇就慢慢引到那个赫鲁晓夫的问题，“我有一句话，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！”当时我看他们的谈话气氛很好，就那么照直翻译了。另外我也知道邓小平的个性，他不喜欢很平淡、没有什么棱角的问题，他希望有难度的问题来激发他思考，激发他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。他对记者一点不怵。
法拉奇要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相提并论，我们说是分开的，是不一样的。尽管后来也没有完全能说服她。邓小平说，“在西方，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，但赫鲁晓夫我很熟，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，我是了解这个人的，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。”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所做的种种，最后说：“看样子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。这样吧，你保留你的观点，我保留我的。”
有些话这么当面问一个人，会很刺激，就像法拉奇问：你这么能干的人，为什么老是当第二把手？邓小平回答：当第二把手并没有妨碍我发挥作用。我还是能够发挥作用。后来她就跟我说她特别喜欢邓小平，事后她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邓小平。
采访后她根据她的录音来整理记录，她非常忠实，连最简单的词都不放过，邓小平老是说四川话的“这个这个这个”，她老听录音里有这个词，就问是什么意思，我说这没有实际意思，就是口头语，在思考时发出的声音，就像英文的well,或者yon see这类。她说你没翻？我说我没翻。她懂了，但说还是要加上，这说明他性格上的特点。
包括“这个这个”在内的5227字邓小平访谈第一部分，首发在1980年8月31日《华盛顿邮报》社论专栏版。有评论称“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、出色的答记者问”。
申办世博会的亲历者与见证人
施燕华、吴建民是知名的外交伉俪。1998年，她以公使衔参赞身份，与丈夫吴建民一道出使法国。在法国期间，他们成为中国申办世博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。
申博两年中，一度对我们不利的就是，好多人都说：中国已经有奥运会了，不能什么好处都给它，好像大家应该好事均分，这种“利益均沾”的论调出来了。后来我们也找到些先例根据，如西班牙既举办了奥运会，还举办了世博会。
后来徐匡迪卸任上海市长时一度谣言很多，他后来在北京任工程院院长，但时间上有个空缺，有一段时间什么消息也没有，给谣言造成了一定的空间。后来考察团到中国，就提出希望要让徐匡迪出来，我方同意了，徐匡迪陪着吴仪见了一次考察团。这个风波也平息了。
2002年12月份最后陈述时，李岚清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吴仪用英文演讲，很多人印象很深。但是这样对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，他们毕竟不是学英语专业的。这些领导人确实令人佩服，从国内到法国到摩纳哥，旅途上一直在背。吴仪在国内很忙，她也没时间去练，她从一个会到另一个会，一上车就念，就背。后来连她的司机都说了：你们别把老太太逼疯了。
为了更有把握，他们说，还是要拿着稿子上去，怕万一背不下来，愣住了怎么办。没想到一个都没看稿子，而且都是精神抖擞，很自如，像吴仪，还有手势：我们在上海等着你们。下面很安静，也没什么人走动。其实我们陈述的时间是最不好的，抓阄抓到了最后一个，都快12点半了。代表们都听了一上午了，但这一下子就抓住了场面，我们陈述是一气呵成，中间没有任何纰漏，到最后鼓掌的声音很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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